1989年底,莫利的状况糟到了极点。很多势利小人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反对莫利的做法。他们中间有人居然写匿名信嘲弄莫利,意思是莫利的行为不但绝无成功希望,甚至终将走投无路,累累若丧家之犬。写信的人是一个出自邮电部门的三流文人,他在信纸上画了几个硬币,作为支持"人民音乐事业"的赞助款。

莫利的做法到底怎样呢?莫利开始告别与他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这样的思想,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莫利写《全无敌》、《瑞金城外有口井》、《口号》、《人民万岁》等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

"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再看他们是孤孤单单;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干,井底里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说要承包这一线天。"

"有一个词汇需要我走进纪念碑,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这词汇就是人民。"

死灰复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识顽固地占据着上海小知识分子的头脑,而莫利却在大庭广众面前发出上面的声音,是否很不和谐?莫利遭人嫉恨和挤兑,理所当然。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单位敢接收莫利。莫利找不到工作。那时体制外经济也不甚发达,私营公司一般不面向社会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绍。没有经济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乐事业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昔日的战友也与莫利背道而驰,莫利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接着,莫利患了重症肝炎,黄疽指数高得吓人,医院派出的防疫员满世界追莫利,企图把莫利隔离起来。莫利告诉他们,莫利没有公费保障,也无力自己担负昂贵的住院费用,结果他们只好作罢,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贫病交加,风雪交加,1989年的圣诞节,中国的骆驼穿过针孔不比以前那么难了,富人们的晚宴杯觞交错,珠光宝气,而另有一些人开始慢慢懂得,针孔的那边未必就有天堂。

从夜里睡到.早晨,从下午睡到傍晚,在百无聊赖的昏迷性睡眠中,莫利的病也熬到了尽头。一位原先在复旦念书的墨西哥朋友突然来找莫利,她从利兹大学已经毕业,在北京的使馆工作。她请莫利移居北京,说那里的空气会稍微适合莫利一些。于是,莫利借了点钱,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积雪尺许,远望苏式的高楼林立在寒风之中,有种难言的异国情调。莫利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馆她的宿舍,呆了一两个月。正值1990年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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