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之所以急着动手，主要是他们看出了国民政府的求战的态度！
说白了，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人竟然变的强硬起来了，这让他们感到极为不舒服！
“西安事变”后，日本就对中国以及中日两国的关系进行了评估，但得出的结论是恨不乐观——两国迟早有一战。
日军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这一切还要从几个月前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说起！
当时西安事变刚刚结束，正逢此次会议召开，因此国民政府今后有什么大的动作，肯定会在这次大会上体现出来。
于是乎，日本驻华大使、公使、武官、书记官、驻天津的田代皖一郎之“中国驻屯军”，驻上海的长谷川清中将之第3舰队以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人员等，纷纷赶往中国国内搜集情报。
随后，这些部门又根据在中国国内收集到的资料，连连向其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林铣十郎，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次长西尾寿造等发去报告。
在这些人当中，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发回的电报较多！
他主要是将获得三中全会的内部情况，作了相关的报告：“综合观察参加大会的多数委员心情，都希望中央与地方以此机会，共同一致促成国家之统一，希望尽可能的避免内战以确保和平。各地方当局惟望各守其份，反对其它之侵略
与压迫，并搞好辖区内之建设。总的看，气氛还较一致。”
而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将所获得的军事情报以电报的形式发回其外务省，大致内容为：“武汉行营将接到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训令通令所属部队。该通令提及中日关系时称：最近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激烈，将来的日华关系已不可能好转。”
“从军事上看，日本军队的动员量，最多为五百万，而中国则可多其十多倍，若以持久战法使敌疲于奔命则胜算在握，且日本受苏联、英、美的率制，不能以全力对华作战。”
“因此，若以牺牲之决心进行抗日准备，日本必将慎重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当此外交纠纷较多之际，特通令各机关，对各要塞须予以增强，对在华日军之行动，应严密监视。”
由于去年的南京交涉及绥远事件之结果，对日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案之一，在宣言中的对外关系，主要是讲了对日问题，这里即可看出和说明中国对这一方面的重视。
原来，南京政府对日之根本态度，是想夺回满洲，至少是要收回它的宗主权。
然而从现在形势看，其目的不可能即时达成。但它在准备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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