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是孟小冬虚龄七十。她的友人和弟子们为她做了寿,活动持续了两天。前一天,在她的家里,摆了两桌酒席。然后,在杜美霞的陪伴下,她又去法华寺诵经。这是她每年生日那天必做的“功课”。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业公司招待所举办了正式的寿礼。其间,孟小冬和弟子钱培荣合作了一段《定军山》,和曲艺演员朱培声和张宜宜合作了一段上海滑稽戏。看的出来,她非常兴奋。

也正是因为又劳累,又兴奋,寿礼过后,她患了感冒,加剧了哮喘病。她一向不愿意进医院。于是,医生被请到了家里,他建议她尽快住院。她没有答应,只说了一句:“你们等我决定,听我的信儿。”姚玉兰、杜美霞也都劝她。她烦了,说:“你们谈点别的好不好?不如看电视吧。”见此,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5月,她的肺部有了积水现象。她还是不听劝,坚持不住院。25日,她哮喘大发作,竟致昏迷。就这样,她被强行送进了医院。虽经全力抢救,她仍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她以肺气肿心脏病并发症,在台北忠孝东路中心诊所去世。

在病发前,她或许已经有了预感,嘱咐友人将她生前所录唱片和音带全部烧毁。这可以理解为她一贯的行事作风——无意让后人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也可以理解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声音留在人间——她厌恶这个世界。

两个星期后,在台北的市立殡仪馆,杜府为孟小冬举办了丧礼。众多社会名流,如严家淦、张岳军、陈立夫、黄少谷、张大千等赠送了挽联,给以“艺苑扬芬”、“绝艺贞忱”、“菊坛遗爱”等评价。

梅兰芳去世后,夫人福芝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火化只能土葬”。为此,周恩来建议将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口楠木棺材作价4千元卖给福芝芳。这口棺材原本是给孙中山预备的,因为孙中山去世后用的是苏联送来的一口水晶棺材,所以它就一直闲置着。于是有人说:“梅先生在世时当领袖(他有‘伶界大王’之称),去世后睡的是皇帝的棺木(孙中山曾位居大总统)。”

在他去世前几年,梅兰芳就和夫人福芝芳商量好百年后要葬在香山碧云寺的万花山,那儿已经长眠着他的前夫人王明华。如今,他去了。福芝芳按照他生前遗愿,嘱咐孩子们将他安葬在万花山。王明华的棺木在他墓穴的右侧,左侧是福芝芳的寿穴。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准备为梅兰芳修建墓地,梅兰芳的长子梅葆琛参加设计制图。然而,未及正式施工,“文革”开始了,修墓一事暂时搁浅。“文革”期间,当造反派、红卫兵扛着工具冲向万花山试图挖掘梅兰芳的坟时,却因为墓前尚未立碑始终找不到坟的准确位置而无奈作罢。直到1983年,梅葆琛关于修缮梅兰芳墓的报告得以批准。墓地最终采用的是梅葆琛的设计:“汉白玉墓碑高2.5米,宽1米,被镶嵌在墓后的虎皮石弓形围墙的中间,在墓碑前正中间安置长方形花岗石墓头,四周是一朵四瓣花形的梅花。”这朵四瓣花形的梅花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梅氏兄妹四人,一人一边陪伴在父亲的身后。”(梅葆琛语)

孟小冬一生信佛。尽管她很迷信,忌讳说“死”,但她早就安排了自己的最终属地——佛教公墓。她曾悄悄地托友人陆京士代为物色墓地。陆京士找来找去,找到台北县树林镇山佳佛教公墓。这块墓地的原主人因为移民美国而急于转手。陆京士获悉后,赶紧告诉孟小冬。孟小冬随即将墓地买了下来,然后请人设计墓园。设计图画了两稿,她一直不满意。5月24日,也就是她发病前一天、她去世前两天,她才终于认可了设计图。公祭过后,孟小冬的灵柩被送往墓地。墓碑上的“杜母孟太夫人墓”由张大千题写。

从此,梅兰芳和孟小冬,一个长眠于大陆,一个沉睡于台湾。生前,他俩始终回避着对方;死后,一道海峡将他俩永远隔开。也许,这符合他俩的心愿。恩已断义已绝,那情,也早已消失。

真的一切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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