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七年,赴书骤报,风烟旧阙,新声竟失李龟年。

余门最得意的弟子,孟小冬也送上了挽联:

清方承世业,上苑知名,自从艺术寝衰,耳食孰能传曲韵;

弱质感飘零,程门执贽,独惜薪传未了,心丧无以报师恩。

孟小冬更亲至原田寺,参加公祭。她在师傅像前诚心磕头,在香炉前虔诚焚香,然后流着泪往鼎镬里扔锡箔。正在这时,姚氏哭着而来。她往鼎镬里扔的不是锡箔,而是余门祖传的“余派秘笈”,其中包括祖传戏本、余叔岩亲自修订过的手抄戏本、工尺曲谱本、听谭戏的笔记,还有戏照、戏衣等。余叔岩刚去世时,就有人四处打听这些异常珍贵的秘笈的去向。他们有意将它们从姚氏手中买来,然后交给孟小冬。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孟小冬最有资格继承这批余门资料。

眼睁睁看着这批秘笈被姚氏扔进火中,孟小冬本能地想冲过去火中取栗,却被姚氏的保姆拦住了。她伤痛不已,欲哭无泪。然后,主持人高呼:“起灵!”按照事先安排,由余叔岩的两个弟子孟小冬、李少春,余叔岩原小舅子陈少霖,余叔岩外甥女婿程砚秋四人抬灵出寺。至此,孟小冬结束了她的学余经历。

整个抗战时期,孟小冬以学为主,甚少登台。梅兰芳呢,他自从1938年去了香港后,完全脱离了舞台。八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他生活在香港,后半部分,他隐居在上海。

在香港时,他学习英文、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偶尔外出看看电影。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充实,更无惊无险。然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视舞台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活浪费生命。为此,他极度痛苦。很多时间,在夜深人静时,他关紧所有的门窗,再拉上特制的厚厚的窗帘,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弹自唱。

在日军围攻香港期间,梅兰芳住的靠近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难的好地方,但那儿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来,他们居然在女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穿墙而入的炮弹,幸好在这之前梅兰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砖墙而可以防弹的房间,女佣才避免遭难。

梅兰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为十几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已不能下山购买粮食,他只有动用家中的存粮和一些罐头,但他又无法预测香港究竟要被围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粮和罐头总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时的梅兰芳隐藏起艺术家的豁达和大气,多了些“斤斤计较”和“吝啬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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