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陆焉识的真名随着那个姓邓的政委的离去，被彻底遗忘了。请百度搜索（）进本站。新来的犯人只知道他叫老几。由于邓政委掏枪恐吓犯人，导致犯人掉进冰窟窿，受到了行政处分，降级到分场的牧业中队去放牦牛。牧业中队是分场最艰苦的中队，因为他们必须走牛羊的路，住牛羊的地界，过牛羊的日子。
不过分场犯人的生活待遇依然延续邓指在职时建立的标准。其中包括犯人一个月必须发到一盆热水擦澡，剃一次头。从五月开始，就会有一些参观劳改农场的团体到来。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1974年8月2日，犯人们接到打扫卫生的命令。邓指离开了分场，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几不再干统计员那份轻松活路，回到大组里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体力的重负他能忍受，但他在当统计员时养成的娇气习惯却改不过来了。第一就是解大手。他干这桩事情所要的条件都没了：私密空间，宽裕的时间。他的大肠不知所措，乱发信号或不发信号，终于他彻底地失去了便感。为此他早点名后，宁可舍去早餐，也要跑进厕所最靠里的一个茅坑，指望这样可以有一点私密感，可以一心一意地酝酿便感。早餐时间半小时，假如他半小时之后还完不成作业，队伍就要出发到湖边干活去。出大墙的点名如果没有他，他会被带队干部误认为躲懒旷工。这样老几就开始悄悄地忍受便秘。有时他的努力已卓见成效，像石头一样硬的排泄物终于露了头，但听到出工点名的哨音，他只得站起身，在裤裆里垫上纸，尽量夹着两腿走进队伍，再跟着队伍走五里路到湖边。一路上他觉得自己的中下端很像两片面包夹着一节干硬的香肠。一年之后，这件难以启齿的事成了老几生活中的大事。那个“文革”中进来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发现了老几在暗中受苦，就主动悄悄帮忙。“黑手”说一切都是因为纤维食品和水分的缺乏，可以试着采一些野菜野草来吃。野菜野草吃下去，还是没有太大改进，“黑手”又推荐一种泻药。老几到犯人医生那里申请吃泻药，犯人医生说老几：“找死呢？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一泻还不泻死？！”“黑手”便自己去找犯人医生，坚决要求吃泻药，终于替老几把药拿来了。他为自己变成“挑动犯人斗医生的黑手”而骄傲。但吃了一天泻药就证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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