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西宁自首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他预料的那么洒脱。人再洒脱都会在最后一刻做孬种。当人民警察们朝着他上来时，手枪、手铐刹那间就绪，他差不多后悔了。
就像从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被关押的时候，半地牢里腐烂的稻草和腐烂的生命的气味，长着青黑毛发的地砖，出着冷汗的墙壁，都使他后悔不迭。他满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过来的闲事。他满可以跟韩念痕多过两年没有名分却十分甜腻的生活。
一个礼拜以后，人民警察们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处置决议，只把他往一辆警车上拉，他发现自己一点种都没有，身体跟梁葫芦一模一样地向后赖，脚先上了车，脊梁还想在车外多待哪怕一秒钟。他想这次不会再有误会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场。梁葫芦就是那样被押上刑场的。他背对着警车的门，双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他的眼睛的余光里，一边一双人民警察的脚，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这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的警车地板上，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把梁葫芦当时的脸孔回映给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张脸，从额头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余的地方还是污垢和日晒造成的乌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梁葫芦的眼睛最后一定是谁也不认识的，老几跟着他后面，想来个草草的送行，但梁葫芦看不见他，他眼睛已经死了。
警车向前颠簸着，把又成了老几的他往最终的下场载去。
我祖父的膝盖骨磕碰在警车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样。他是习惯这种疼痛的，继续在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看自己的记忆播映梁葫芦的下场，因为那是他最新的参照。梁葫芦被枪毙之前，监狱的领导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应征。因为梁葫芦即将被处死，公社反而照顾了他弟弟一个招兵名额，并替他改大两岁。弟弟来了后，被安排住在家属区的一间客房里，说好只待两天就回东北继续新兵训练。梁葫芦这时还在做好汉，对邓指说，有啥见的？老子还不是为了给他们争一个白面馍丢老命的？邓指知道梁葫芦比较听老几的话，把正在播种土豆的老几从田里叫回来，说：“老陆啊，组织上给买一张火车票让葫芦弟弟来跟他告个别，都两天了他就是不肯见面。你说说他去吧。”
老几两手的泥巴进了那个单间号子。这间号子一多半在地下，没有窗子，只有个出气孔。一般是惹了大祸的犯人给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骂人叫喊都尽管叫，反正谁也听不见。即将处决的梁葫芦一动手脚都叮当响，给他上了最沉的脚镣手铐。老几于是便对着那叮当响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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