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后，我祖父在草垛里把记忆里1937年那个夏夜看了一遍又一遍。手机端许多细节他当时忽略了，现在他一个也不放过地审视。首先是婉喻的脊背；那夜他看到的婉喻脊背多于面孔，因为她一直躬着腰把装好的行李一件件打开，把孩子和她自己的四季衣服拿出来，再把焉识一个人的衣服和书重新装箱。那件白底撒淡黄雏菊的无袖旗袍是细洋布的，她的腰椎很吓人地一颗颗顶出布面。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她是那么瘦。皮箱是他带到美国去，又带回来的，原先是日晒色的，旧了颜色就深起来，包拐角的铜皮也长了铜锈。第二天天不亮司机就开车送他到码头上去，送行队伍是恩娘领队，一边一个孩子，婉喻抱着小女儿跟在稍后，隔夜的旗袍和隔夜的脸，衣服和人一样筋疲力尽。
我祖父陆焉识在1963年冬天的兰州城郊走着，过的却是他记忆里1937年夏天那段日子。他在同一条马路上找到一个邮局。这些天他脸上的“蟒皮”已经蜕净，现在他是个细皮嫩肉的老先生，看上去年轻时过过好日子。他请长途电话值班员为他接通冯婉喻家的传呼，四五分钟之后，一个陌生的女子在那头说话了。
“喂，请问哪一位？”
他认识丹珏的嗓音。科教片他只看到最后的五分钟，那五分钟里丹珏只说了一句话，这就够了，他凭了那一句话认识了她的嗓音。他张开嘴，窄小的长途话亭里的氧气似乎不够他吸。上海和西安之间的冷场开始了。各种可能性他都想到，偏偏没有想到跟婉喻同住的丹珏有可能来接电话。他不知道冷场冷了多久，让丹珏在那边又问了多少声“喂，哪一位？”他听到自己空空的心里一圈圈的回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丹珏突然讲起英文来。他没顾上去听她在说什么，马上就想她的语法不错，但有点拘谨。丹珏用英文问他是否在听她说。他这才把刚才听进去的上两句话找回来。丹珏第一个英文句子说：“请你不要找我母亲了。”接下去她又说：“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丝毫的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电话是那边先挂上的。他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又在长途电话亭里的窄凳上坐了一会儿。刚一站起，被他的体重压下的弹簧“啪”的一声将凳子弹回，他抽风地回过头，看见不过是凳子复位，再转过身，又看见电话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
陆焉识飞快地离开了邮局。假如丹珏向兰州的邮局举报他，邮局的人数是够捉拿他的。他在街上瞎走，卖面条的摊子边上已经坐了干完重活的光棍汉。他的记忆真是好得残酷，把丹珏的口气一点不差地记下。那是一种绝情的口气。不，那是哀求的口气。要他行行好，放了她母亲，放了他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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